WeWork创始人米格尔·麦凯维:我不是极客,下班不碰手机

反思过去十年,新兴行业里的国际巨头在中国成功的寥寥可数,WeWork能否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并站稳脚跟?

蔡胤 来莎莎


2月22日上午,WeWork联合创始人、首席创意官米格尔·麦凯维(MiguelMcKelvey,下称“米格尔”)走进北京亮马桥一间酒店的会议室,他一副“普通青年”打扮:棕色的短发略卷,留着络腮胡,休闲西装里穿件灰色T恤。由于个子特别高,在条桌前坐下时,膝盖不小心磕到了桌梁,他皱眉揉了揉,露出很疼的无奈表情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。自从公司决定进入中国市场,他就开始往返于纽约与上海、北京之间。但与那些健谈的硅谷互联网精英不同,学建筑出身却创办了共享(联合)办公鼻祖公司的米格尔走路说话都不太着急,眼神也不犀利。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,自己并不是“极客”(geek),下班后连手机都很少碰,创办WeWork于他而言,只是做了件“对社会有价值的”、“酷酷的”事。

尽管米格尔表现得十分轻松惬意,也在积极推进WeWork扩展中国市场版图,但风口之下的中国市场,这类公司实在是太多了,亦不乏一些热闹开局却惨淡收场的。如何将WeWork在国外市场的口碑和影响力深植中国市场,避免走上打车领域Uber的老路,或许是年轻的米格尔需要切实关心的。

“我们俩差别挺大的”

“这家WeWork办公楼和我之后参观过的那些一样,四周是一圈镶着玻璃墙的小型办公室。很多办公室里挂着科技味儿十足的名牌Blipit、Znaptag,但在里面工作的有律师、非营利机构、电影制作人、政治顾问和一个牛肉干品牌。我所在的工作区灯光摇曳,有点像美食酒吧的调调,在装饰上辅以深色木材和皮制扶手椅,配了一家酒吧,它的墙面上贴着酒瓶障眼画墙纸,里面放着任人饮用的小型啤酒桶。”这是自由撰稿人安德鲁·赖斯(Andrew Rice)在《彭博商业周刊》上描写的场景。

当时,他选择了一个350美元的“公用区畅行”会籍,获得了可以使用WeWork遍及世界各地的办公场所的权限,下载了它的iPhone应用程序,在纽约曼哈顿瓦里克街的一家WeWork预订了一个座位。第二天,他就已经坐在座位上敲键盘了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享办公场景。目前,全球有超过9万名会员在WeWork“一起办公”。

米格尔·麦凯维(Miguel McKelvey)(左)和亚当·纽伊曼(Adam Neumann)

WeWork的故事要从本世纪初开始讲起。2001年,出生于以色列的犹太青年亚当·纽伊曼(AdamNeumann)跟随当模特的姐姐来到美国,2008年,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区的一处工业建筑里经营婴儿装公司时,想要将办公室的一角转租出去。最终,他招来了俄勒冈大学毕业的建筑师米格尔。

米格尔也不是个“没有故事的男同学”。他本科学的是艺术相关专业,但他没有继续等到研究生学习,就转到了俄勒冈大学。开学前的暑期,他什么都没做,专门看建筑方面的书。在学校“混了两年”之后,他开始全情投入令他兴奋的建筑设计当中,一天花14小时在工作室里。

1998年大学毕业后,米格尔带着1500美元来到东京。吃了两周寿司,在城里的酒吧逛了一圈后,开始着手为日本当地人翻译美国流行歌词。当时美国流行舞曲女子团体TLC有一首歌非常流行,叫《小矬男走开(NoScrubs)》。Scrubs这样的俚语当地人很难理解,这为米格尔的业务找到了突破口。

彼时互联网大热,用米格尔的话说,有很多人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主意就获得大量投资,创办公司非常流行。于是他也做起了时代的“弄潮儿”,和一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创办了供人们学习英语的社交网络(当时还没这词儿)“English,Baby!”这个旨在帮助人们学习英语、寻找朋友的社区后来取得了初步成果,有了25名员工。但米格尔没有满足,他决定到纽约追逐他真正的爱好:建筑。可惜现实略骨感。他进入了一个三人组成的小建筑团队,每天干些“来回取支架做书柜”、“检查老鼠问题”之类的活儿。

直到遇到了亚当。这对分享办公室的“室友”先是将位于纽约DUMBO区的一处空置楼盘改造成了一个可以“拎包入驻”的环保办公空间,随后又于2010年在纽约SOHO区共同创立了联合办公空间WeWork。当时美国经济逐渐复苏,纽约的公司们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劲来,办公室租价还处于低位。后来随着经济转好,企业业务扩大、加大招聘,办公室需求也强劲起来。

随后的故事便家喻户晓了。WeWork与Uber、Airbnb一样,成为了全球共享经济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公司。WeWork近日提供给第一财经的最新数据称,目前该公司的120多个空间遍布美国洛杉矶、英国伦敦、荷兰阿姆斯特丹、德国柏林、加拿大蒙特利尔等,全球会员数超过9万名,企业会员超过1万名,员工超过1800名,单伦敦Moorgate一个空间就有3000多名会员。

人们对这样的成功大惑不解。当WeWork获得投资、估值达到50亿美元时,亚当曾这样分析过公司成功的原因:WeWork与那些共享经济独角兽公司一样,都是顺应趋势潮流而出现的。正如Airbnb刚好在人们需要短租公寓的时候出现,Uber刚好在人们需要更快捷方便的交通手段时出现,WeWork正好出现在一个崇尚自由移动生活,渴望与同类型的人抱团的个性化时代。米格尔则在后续的采访中对媒体强调,并不是无线WiFi或空调使这些企业主成为WeWork的拥有者,真正有吸引力的,是其服务体系,是与其他的梦想家交流之后的顿悟时刻,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。

WeWork上海内景

如今,亚当是WeWork首席执行官(CEO),米格尔为首席创意官,两人都是年轻的父亲。亚当仍然身材修长,留着一头长发,眼睛深邃发光,在媒体镜头前健谈而充满活力,总像刚从健身房里走出来似的。高大魁梧的米格尔则安静许多。他做着自己最爱的“老本行”,为各个WeWork项目把关建筑设计。

第一财经记者问及两人处事风格的区别。米格尔笑着说:“我们俩差别还挺大的。亚当一直大胆、果决,积极推进公司的发展、改变和扩张,他非常雄心壮志,总是从大处着眼,思考问题也很长远。”说到自己,他想了想,很认真严肃地说:“我比较内敛、淡定一点,主要想着如何用对的方式把事情做好,走好每一步,谨慎决策。”

抢占中国市场

眼下,米格尔和亚当一样,在全球很多城市飞来飞去。至于在中国,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,他觉得上海“很酷”,“后来我发现北京也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”。

米格尔说这番话时,WeWork中国区总经理卢书成坐在他的身边。卢曾供职于GE、微软、戴尔和百度等公司,有20余年的高管经历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是中国人,出生并成长于北京。去年7月,WeWork正式进入中国市场,第一站是上海。今年进入北京,被WeWork视为其在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。

截至目前,WeWork在12个国家的30多个城市建立了120多个空间,并在入华的8个月里,在上海确定了5个空间,此外,还在北京布局了光华路、慈云寺两个空间,并将下一个北京的空间选定在了望京。显然,这家估值超过160亿美元(以去年3月那笔投资计算)的公司正在加速扩大中国市场版图。

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,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城市,寻找扩张机会。他的使命是让WeWork中国成为一家成功的“GLOCAL”公司,即“全球本土化公司”。

为了适配中国会员需求,WeWork设置了一系列中国会员“福利”,包括为会员提供五折的健康医疗保险、吃喝娱乐休闲等消费折扣等。卢书成说,由于不少中国会员会用Windows系统,他们随即决定为他们提供购买Windows系统的办公软件的折扣。

WeWork还用自己擅长的设计来拉近与中国会员的距离。第一财经了解到,WeWork在上海的第一家店借鉴上海的弄堂文化,使用了大白兔奶糖这个典型上海元素作为设计主题。而在北京光华路的WeWork空间,则用到了中式园林景观的设计。

虽然WeWork的模式不以地产为逻辑,但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与房地产相关的平台公司,它也在顺应中国房价的变化。WeWork入华的2016年,以北京、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房价飙升,伴随着住宅价格上扬,办公物业的价格也明显上升。对此,卢书成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,WeWork旗下空间的会员服务费用各异,定价时会充分考虑到物业价格因素,也会结合设计等方面的成本来定价。

WeWork纽约

与中国开发商的合作也在进行中。2016年11月,WeWork和远洋集团达成了基于营业收入分成的地产战略合作协议。前者提供品牌、设计、社区建设、数据信息、全球会员网络资源以及运营支持,后者提供地产物业、本地化运营以及资金支持。WeWork在北京的前两个空间,都是与远洋合作。除了远洋外,泛海、绿地等公司都被传有与WeWork战略合作意向。

上述在曼哈顿体验WeWork办公桌的安德鲁称,如果按面积计算,租用WeWork的办公室不算便宜。在其入驻的那幢办公场所,一个4人间办公室的月租金为2200美元起,而开放式工作区的一张专属工位月租金为400美元。但好在WeWork可以提供灵活的月租条款和创业者非常看重的附加服务;福利提供商TriNet可以提供实惠的健康保险;摩根大通银行提供付款管理系统服务;亚马逊网络服务则提供了打折的主机托管服务。在单枪匹马的自由职业者看来,相比租一个大一点的公寓或者蹲守在咖啡馆里,在WeWork购买会籍恐怕是更划算的选项。

中国式挑战

尽管步伐很快,但WeWork面临的市场挑战依然存在。

首先,随着共享经济理念在中国传播开来,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遍地开花。经历了2015年前后的蓬勃发展期,国内联合办公产品逐渐走向供给过剩。行业已经开始洗牌。去年上半年,深圳“地库”孵化器和深圳老牌孵化器“孔雀”告别市场,10月底,北京Mad Space众创空间宣布倒闭。《2016北京市众创空间蓝皮书》的统计数据显示,就连创业氛围最浓的北京市,都有超过55%的众创空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。

因此,与它中国的追随者们一样,WeWork眼下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,倘若创业大街的咖啡转凉,联合办公空间要如何应对需求的萎缩?对此,米格尔似乎并不担心。他表示,WeWork社区里的客户涵盖各种产业,公司规模也大小不一,不仅有初创企业,也有中小企业和大企业,客群多样化是WeWork的强项。卢书成进一步表示,在美国,全球500强公司里约有10%是WeWork的客户,大公司会员反而是其会员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。

跟大公司合作可以使WeWork客源更加稳定,但是这是否会打破WeWork的文化平衡感,影响其引以为傲的多元、共享的社群归属感?这也是WeWork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另一个问题是,前期倚靠联合办公概念发展起来的本土公司中,有一些已经形成了规模。SOHO中国的散租产品3Q,以平台运营为思路的优客工厂,以社群为基础的方糖小镇等,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其中,3Q自身拥有物业,有成本优势;优客工场背靠创投基金,有资源优势。而方糖小镇在创办前,其创始人已在空间运营方面深耕了8年,积累了庞大会员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业口碑。

同为全球共享经济领域里的“翘楚”,Uber和Airbnb先后入华,但在中国市场表现均不如本土对手。前者离开中国,后者自2015年入华后一直不温不火,面临扩展难题。

WeWork旧金山

WeWork能否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并站稳脚跟?对此,国内一长期探索共享经济领域的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,反思过去十年,新兴行业里的国际巨头在中国成功的寥寥可数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中国只是其全球板块的一部分,很难倾注极大资源做中国市场。而与此同时,他们的中国同行全部“身家”、全部业务都在中国,无疑将在竞争中拼尽全力。

“滴滴就是一个例子,Uber营销再厉害也很难打过。”该人士表示,国际巨头在中国的本土化容易流于浅层,简而言之是“不够土”,此外汇报流程相对复杂,决策时间太长也是制约因素。在他看来,与中国同行相比,WeWork在中国定价偏高,前期会得到一些“铁粉”支持,但他的中国同行们虽然起步较晚,如今也在硬件和软件上拼尽全力,未来一场比拼不可避免。

“我们做的和其他公司(中国共享办公公司)不同,我们欣赏其他公司做的,也为它们高兴, 但我们不认为它们是竞争者,我们一起推动新观念,提供更好的工作方式,这对于大家都有益处。”对此,米格尔如是说道。

针对中国联合办公的发展方向,方糖小镇创始人万里江2月28日晚间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分析,在美国,“千禧一代”中有30%是自由职业者,而在中国,联合办公的相当部分客群还是创业者和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,这是中美市场的不同。在他看来,联合办公领域竞争日渐充分,但与打车市场不同,联合办公行业地域属性很强,因此很难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。最有可能出现的是,如同当初的经济型酒店,市场上将会存在三到五家连锁大品牌,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,而那些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的小品牌也将与之共生。

“目前没有IPO计划”

去年3月,WeWork对外宣布,该公司刚完成一轮由联想控股和弘毅资本领投的4.3亿美元的融资,WeWork在该轮融资后的估值已高达160亿美元。在WeWork的金主中,更不乏JPMorgan、T.RowePrice等大名鼎鼎的投资机构。

最新的来自外媒(CNBC电视台)的报道称,日本软银集团已经接近敲定一项投资计划,拟斥资30亿美元投资WeWork。如果这笔交易完成,WeWork的估值将超过200亿美元。然而,截至第一财经记者发稿时,WeWork并未对此置评。从成立以来,这家公司甚少对外谈及财务问题,也不太回应投资相关的问题。

WeWork阿姆斯特丹

此前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信源称,软银的入股很可能会进一步推迟WeWork的IPO计划。WeWork原本考虑2017年上市,但拿到软银投资后,IPO最早也要2018年。2月22日,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关于IPO计划的问题时,米格尔也说:“我们目前还没有计划,但私人投资市场一直很支持我们,IPO只是促进发展的一种方式,时机成熟就进行。”

联合办公的蛋糕有多大?仲量联行(JLL)在其研究报告中预计,全球范围内,联合办公空间的租户数量仍在快速增长,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380万。在中国,政府支持、注重生活和工作平衡的“千禧一代”就业力崛起,共享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,都是促进这一业态发展的驱动力。该机构预测,2017年后,中国联合办公市场将迎来行业整合,专业运营商必须考虑如何提供差异化服务的问题。

WeWork未来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?对此,米格尔给出的回答是:“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能成为百年老店,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,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更多人定义成功,不仅是物质财富,也帮助他们寻找幸福感,让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。”他表示,除了WeWork,他们之所以还要在美国做居住租赁业务WeLive和其他可能的新业务,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取得“更广义上的成功”,即“获得幸福”。

米格尔说,WeWork很幸运,因为遇到了很好的时机,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开始创业。在他看来,当一个人还年轻,想要尝试弄清楚创业是怎么回事,最好就去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事物,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词汇和大脑,这些在未来某个时刻会有用。年轻特别酷的一件事就是,更能接受非传统的道路,“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,就去做”。

与国内创业公司创始人深夜还在发朋友圈不同,大部分时候,当米格尔下班回到家,头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放在能够到的范围之外。对他来说,陪儿子玩也是件重要的事,做父母跟创业一样,需要全神贯注。他有时会把儿子带到办公室,希望这能让他耳濡目染,激励他将来也成为一名“creator”。

“亚当也很顾家,他有4个孩子,会花很多时间和家人相处。”采访末了,米格尔笑着说,“亚当不碰手机的时间比我更多,这很好。我们都很幸运,这个工作让我们走遍全世界,让我们能感受各种不同的文化,观察世界正在发生什么,并且能多角度看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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